刘京辉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会理事长

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原秘书长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

第五届太和文明论坛教育文化分论坛聚焦职业教育，所选主题为职业教育如何“增强适应性”。在今年3月中国召开的两会期间、在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上，以及在“十四五”规划中均涉及职业教育“增强适应性”这一话题。所以，本届论坛的这一议题可谓正逢其时。

其一，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有之大疫情，世界和平发展安全风险增加，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显现；

其二，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大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同样面临各项全球性问题——新冠疫情、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生态保护、数字鸿沟等；

其三，中国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教育的整体改革与发展必须与之相适应。

在这样充满变革的时代，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类教育不可能独善其身。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当下与未来？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内循环与外循环？这将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需要关切与回答的问题。

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方面，既包含职业教育“老生常谈”的基础性、本质性问题，也蕴含着职业教育的先导性、前瞻性问题，即改革和发展问题。

第一，在职业教育基础性、本质性问题方面，职业教育既应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应适应人的全面发展。两者均涉及职业教育的主动适应和相互适应的各方面。过去多年，教育实践者们在教育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很多探讨和论证。自2019年至今，中国政府亦针对相关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措施。比如，关于“立德树人”“产教融合”“三教”改革等等。但有关如何将两者从内涵与外延有机结合起来，良性相互“适应”还需要很长时间的相互磨合。

第二，在未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适应性问题方面，应将上述“被动适应”向“主动适应”转变，跳出狭义的职业教育圈，教育界和职教界本身不可仅仅“就职教论职教”。无论是中职、高职还是本科培养出的人，未来职业教育所培养的“职教人”在就业后应不仅被动参与生产过程，完成既定生产任务，更重要的是，应在培养过程中就有能力主动参与未来企业、部门、单位的发展谋划工作，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人”。为实现这一目的，今后在规划、谋划、设计职业教育制度全过程时都应邀请相应的经济界、企业界人士深度参与，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适应导向”。

第三，中国正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征程。与之相适应，也为了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中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产业调整和布局。比如，对于中西部发展，中国政府提出乡村振兴计划。在职业教育如何加以适应方面，我从另一角度提出“逆适应”的观点，即未来国家在对经济、产业进行发展和布局时，也应主动考虑更好适应职业教育发展和职业人才需求的问题。部分工业、产业、研发部门可在中西部的中小城市或乡村中主动布局，以此拉动乡村振兴，留住人才。

第四，关于中国职业教育如何适应“内外循环”方面。首先，政府应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纳入整体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顶层设计与谋划中；其次，应将中外职业教育合作纳入中国整体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第三，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应采取差异化的合作措施。

面对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应继续实施“请进来”政策，深入解析并“吃透”其好的经验与做法，并将此类规律性经验及时融入和“固化”于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与构建中。比如，让中国职教界耳熟能详的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双元制”大学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过程中，如何适应当前和未来社会结构性变迁和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德国在教育改革中将“融通机制”（Durchlässigkeit）贯穿于整个教育体系，“通过资格框架等能力量度工具，实现职业教育、普通教育、学术教育之间统一的能力认可与换算逻辑”。再比如，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职业资格制度与“微证书”的实施与实践等。

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应将“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请进来”应重点通过论坛、学术会议、实地交流等形式，共同探讨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与助力，分享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成功经验。

“请进来”还包括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深谙中国文化并精通专业的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过去几年，职业教育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国以援外和“企业走出去”为目的，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技能、技术型人才培养；我国一些高职院校也分别在泰国、非洲等国家尝试建立了若干个“鲁班工作坊”或在当地开展了合作办学。但总体而言，此类合作与人才培养还未形成规模和长期效应，未成为国家层面的总体设计。建议中国在此方面可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与做法，将其纳入国家总体援外计划，做好总体谋划和顶层设计。

来源：太和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