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教育工作的明确要求。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54.4%，按照国家规划要求，“十四五”规划结束时还将达到60%。如何适应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发展需求，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期的国际竞争挑战，实现普及化阶段的教育高质量发展？这些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教育结构调整和体系建设的有效应对。
一、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已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间教育的重要任务。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体现在各级各类教育的内涵建设上，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彼此的相互融通，最终满足社会需求，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厘清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功能定位
基础教育是使孩子们感知客观、形塑主观、健康成长的人生根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青少年获得本领、奔向理想、通往社会的双车道，继续教育是在职人员融合工作、选择发展、提值赋能的营养剂。
基础教育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是教育短缺时代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状况，不符合现代产业分工的要求，只适合于粗放型发展阶段。而年轻一代经过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有规格有质量有秩序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正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要求，同时也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形态。
（二）抓准抓稳各级各类教育的本质内涵
教育体系，对内是受教育者成长的路径，对外是市场识别人才的符号。各级各类教育的体系建设要抓准抓稳自身特有本质，按本质特征实现内涵式发展，有效满足学生相应的成长需求和社会需要。
在整个教育体系的链条中，基础教育重在奠基，职业教育重在尚技，高等教育重在培思，他们在体系建设中内涵发展的重点分别是健康科学、熟练适用和创新实现。高等教育要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服务，培养各行各业的前端人才，实现对各行各业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在普及化阶段需要体现出本质内涵的一致性和特色呈现的多样性，高校分类发展是面向社会分工要求的必然选择。扎根中国大地是大学根本的办学路径，推动基础学科和新兴学科建设、加强学科交叉及产业融入、致力重大关键技术突破是大学应答国家需求的关键，而在人才培养上需要特别加强对学生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的训练。
不同高校要依据自身特色和前瞻科技未来，在内涵发展上下功夫，在国家教育体系中找准自己的办学定位，在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思维开发、问题解决的匹配关系上实现自己的育人目标，评价改革要针对不同学校的内涵特征有所侧重。
（三）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的相互融通
完善教育体系的目的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满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方向是朝着建设一个更大规模、更加多样化、更加公平的高质量教育体系而努力。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的衔接沟通是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面对国家高质量发展需求，创新是心脏动力，应用是血液循环，都不可或缺。在创新方面，高校在“十四五”时期要致力通过创新扩充经济发展新动能，通过科技推动产业结构、经济业态、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紧抓第四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要战略机遇，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功实现；在应用方面，要重点解决好实用人才的培养方式和提高成长问题，完善从中职到本科、从学历教育到职业培训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成好疏通和嫁接工作，使职业教育毕业生能够在合规、有序、通畅的通道中实现学历提升，但其办学模式、升学方式、考试内容等必须与普通教育明显不同。
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力求增强自己的特色优势，融合创新和应用，上下沟通、左右联通，合力形成四通八达的人才成长立交桥，建构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多样化的理想形态。这也是通过体系建设而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原本之义。
（四）促进教育与经济社会的有机契合
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逆全球化思潮的兴起等，都在深刻影响着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走势；同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已发生转换，国家发展正处于迈向人均GDP 12 000多美元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节点。面向未来，经济转型发展、城乡结构调整、区域主体功能确立、创新战略驱动、劳动力结构升级等急剧变迁，我们需要化解众说纷纭的“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需要防范“黑天鹅”“灰犀牛”的风险隐患，需要用成熟稳定的结构性体系应对各种变化。
我国已经开启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作为一个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大国，经济健康和产业安全是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和完善自身产业体系，将扩大内需和融入全球相结合。教育需要应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助力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强构建为夯实强国基业而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供应链，有效调整因冲突加剧而引发国际分工变化的产业结构链。要特别注重以科技革命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把制造业做大做强，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实现区域和谐与乡村振兴。其中，人口素质是发展的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创新型人才、工程类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能熟练人才都不可或缺。
二、高质量教育体系
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教育发展必须关注的大局大势。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提出：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后来又多次在重要讲话中强调，新格局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成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面向未来，环境复杂性和前行挑战性显著增强，人才和创新是目标达成的关键，教育历史责任重大、战略地位突出、服务全产业链条的任务加重，对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体系建设需要跟上。
（一）什么是好的结构体系
教育结构体系研究，包含着对结构体系的科学理解、构建原则、调整依据及目标方向，也包括如何看待各级各类教育自身、彼此之间及与社会间的相互关系，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社会还应包括结构体系的自适应能力。
好的教育结构体系就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新时代教育结构体系建设的理想目标。好的教育结构体系应能遵循教育规律、满足时代要求、形塑社会理想，各级各类学校办学定位清晰，各级各类教育沟通衔接顺畅，整个教育结构体系开放包容，面向社会形成自适应调节机制。其中，形塑社会理想和形成自适应调节机制，是新时代对教育结构体系的更高要求。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就是要在结构适应社会、体系自身通畅且能自动适应社会调节上开展工作。
高质量教育体系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相互包容、互为依存，其内在要素是一致的。但与教育高质量发展首先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内涵建设不同，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重在满足人的成长需求和契合社会结构要求，并保持教育、学校的活力。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工作要求、是内涵实质，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工作抓手、是呈现形式，二者是同一事物的“里”“表”关系。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既要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内涵发展及完善自身体系，更要加强各级各类教育间及其与社会的相互融通，注重把各要素有机地融入面向个人、适合社会、开放灵活的体系之中。
（二）结构体系的现状与优化
教育结构体系是对国家基本教育状况的架构与描述，需要成熟、定型和稳定。越是成熟的结构体系就越定型，以宏观有序、微观搞活的总体状态满足着社会的多元需求。而教育结构体系的构建、定型、完善体现在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中，这一过程既与社会发展阶段有关，也与教育的普及化程度相联。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逐步建立起能够满足不同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需求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庞大而运行有效，这是我们对教育结构体系现状的判断和开展未来工作的基础。即是说，教育体系已基本成形，教育结构趋于合理，但需要与时俱进，需要进一步与教育、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成熟定型完善。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优化完善，特别是克服过于刚性的问题，让教育结构更加契合经济社会发展，让体系根据社会变化而实现自主调节，还有就是把一些新兴教育形态和已经发展起来的合理教育形式有机地融入现行教育体系之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更加成熟定型、更加完善、更加巩固三个阶段，对国家制度建设进行总体安排和战略部署。其中教育领域的引领句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说明教育体系是制度性因素，体系建设是制度性建设，各项教育改革要以体系建设为基础进行制度性安排。还需要说明的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教育体系”和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指的是同一个教育体系，是对同一个教育体系的不同侧重表述，高质量是教育内在要求，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是社会对接要求。
（三）结构体系的构建原则
第一，适应社会需要。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契合度，是反映教育发展是否健康和国家竞争力强弱的重要指标。教育规模越大普及化程度越高，对教育满足社会经济需求的要求就越高。第二，方便个人选择。选择性增强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普及化阶段更是这样。人的个性特征千差万别，对教育的需求多种多样，教育结构体系在选择性供给、柔性衔接方面都要不断做出改善。第三，遵循教育规律。教育越发展，结构越复杂，体系越丰富，就越要依据教育规律建构。其中，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及其相互、内外衔接，一定要符合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内外部发展规律的要求，这是完善新时代教育结构体系需要关注的重点。第四，联结关系和谐。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内部关系协调不好，整个教育事业就难以健康科学发展，规模、质量、结构、效益是永恒的议题。这里有需求、文化、观念等多种因素，但和谐、有序、平衡是政策的施力点。第五，发挥最佳效益。体系的整体效益不仅仅是一个投入产出问题，更是一个推动社会经济按新理念发展的重大效益议题。其中，内涵式发展是关键，各级各类教育要按本质属性发展。第六，动态调节通畅。自适应调节、适时动态调节是复杂系统良性循环的保障。新时代面对未来教育、社会发展复杂性的不断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和计划、政策手段的关键作用需要综合运用，要注重建立起通畅的能反映动态要求的适应性反馈调节机制。
三、完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所涉及的重要关系
结构反映状态、体系反映关系，状态需要稳定、关系需要柔性，结构体系建设就是聚焦教育内涵结构匹配社会经济、体系自身流转通畅且适应社会主动调节为目标开展工作。结构是体系的基础，传统的教育体系建设是以结构为重点，甚至探讨的就是教育结构议题，主要包括层次、类型、区域、形式等，在不同时期纳入过学科、管理结构等侧重方面。在教育全面进入普及化的今天，社会复杂性在增强，国际竞争挑战加剧，特别需要增强对关系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加剧、城镇化发展态势、国际化影响加大、新型教育形态产生、社会教育因素增多等也开始成为教育体系的基本内容或重要变量。
（一）需要处理好的四种基本关系
“十四五”期间，教育结构体系的定型完善工作需重点处理好层次间、类型间、形态间、内外间四种关系。其中，层次类型关系永恒存在，但常谈常新；受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教育理念影响，教育形态较之于过去变化最大，新形态、新业态层出不穷；教育与社会的融合是近年来教育发展的短板，而社会对教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教育结构体系的理想状态是结构问题反馈及时，体系通畅自动调节。
层次间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层次不断上升上。当前，各级教育均进入普及化阶段，其教育内涵的特征及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构成了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关键。高等教育跨入普及化门槛后，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发展规模成为引人瞩目的焦点。
类型间关系主要反映在多样性上。这些年教育类型的复杂性陡然增加，各项改革也非常活跃。大的方面指向理论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的差异性，具体反映在普职结构关系、应用型本科转型、学术性学位和专业性学位、学科结构调整等方面。
形态间关系主要体现在新形态不断涌现。20多年前谈教育结构体系几乎不太涉及教育形态问题，因为几大教育形式非常鲜明，那时候提得较多的是管理结构。时过境迁，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信息技术成为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手段，课外线上教育成为规模庞大的产业，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局面如何架构，是新时代需要关心的议题。
内外间关系主要反映在教育对社会的适应上。这是现代社会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教育规模庞大和社会变革加剧的情景下也可以说是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社会，教育与社会的契合度还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我国当今的教育不适应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结构问题，是教育在结构上存在着与社会的不匹配问题。
当然，也还有公办、民办教育关系，它既可以归为类型上也可以归为形态间，所指形式也不一致。这就是事物的复杂性。
（二）人口流动和城乡结构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变量
人口变化、迁移聚集和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有关，影响着教育的发展布局，是制订教育规划的依据点，是配置教育资源的基础。从短期来看，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和结构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各级各类教育资源的需求；从长期来看，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动将影响市场人力资源状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人口质量、城镇化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流动高度活跃，为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丰富的人口红利。人口由乡村向城镇集聚，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17.9%提高到2020年63.9%。近年来人口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大规模流动的总体趋势存在，但西部地区人口流出现象正在得以扭转。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在2010年到2020年间，广东、浙江、新疆、西藏的人口增长率超过10%，北京、重庆、贵州、宁夏、福建、海南在5%至10%间，上海、天津、江苏、山东、陕西、河南、广西在0%至5%间，其他省和自治区为负增长，总体上东部地区人口所占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下降0.7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上升0.22个百分点。
“十四五”期间，学龄人口变化对教育结构体系和教育资源配置产生较大影响。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继续增长，18~22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数呈上升趋势，2025年上升至7303万，期间增幅为5.2%。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进将促进城市群落的形成，高级专门人才将向主要城市群特别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聚集。
至2035年以前，由适龄人口数量增长幅度看本专科生和研究生规模扩大的压力并不大，这将有利于实现内涵式发展。高等教育正好可以抓住契机，主动调整结构，理顺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加强与社会的融合，注重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人民群众升学需求，特别要瞄向推动国家创新发展新动能的战略要求。
（三）教育国际化影响的变数加大
国际化是影响教育结构体系的重要因素。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且增速明显，2019年高等教育来华留学在校生规模也达到33.31万人。如此大的体量，必然影响到国内的教育，影响到教育结构体系的状态及其调整。进一步来看，随着疫情全球蔓延和美国对我国打压的加剧，国际化影响的不确定性在增加。
2019年，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按照正常发展，预测将于“十四五”期间进入世界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届时，国家、个人需要解决的问题，考虑问题的思路都会有所不同。这是推动我国教育国际化的积极因素，但由美国泛起的“逆全球化”思潮却是阻碍因素。
开放是大势，任何封闭的系统最终必将陷入混沌、走向死亡，这是由系统科学揭示出来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总的趋势，各国自然禀赋不同存在比较优势、资本趋利的本质不变、科技创新能够降低成本，这些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主动关闭，但也不能被动关闭，高水平对外开放仍是努力方向。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门正式印发了《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即表明了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决心和相关的政策要求。
我们要对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的趋势、规模、结构、形式等有所预研，对他们如何与国内教育体系衔接融合有所预判。如面对疫情后大量留学生的未来学业需求，可以考虑多通道多方式建立中外高校教育合作——由我国高校与海外高校达成合作育人协议，双方合作完成疫情期间归国留学生的学业；推动现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与国外院校合作，接收因疫情中断学业留学生在国内完成学业；推动大学的国际教育学院建设，与国外大学合作，开展语言学习和基础课学习，通过合作加强交流。这些都是与结构体系相关的新变化，要注重这些通道、合作的长期性和规范化建设。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既是改革开放参与者也是受益者。面向未来，更要发挥先锋队和融合剂作用。
（四）社会和线上教育成为重要的参与因素
近年来，社会参与和信息化技术逐步成为教育的内生变量，渗透、应用越来越广泛，他们与学校教育的互补衔接成为未来教育绕不开的话题。网络社会正在形成，课堂与线上教育界限甚至不再清晰。
一方面要重视发展。从办学实践看，教育与社会的融合是高等学校面向的重大议题，“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二者的关系将更加紧密，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根本的路径选择，深入社会、解决实际问题是高等学校育人和科研的重要方向；从信息技术的推动看，长期以来政府的高投入在疫情期间发挥了实际的作用，教育战线“停课不停学”，直接推动了教育新形态。未来的教育模式改革探索将进入活跃期。另一方面要规避问题。学校是育人主阵地，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要主动思考各种衔接问题，按教育规律办事，注意规避不良影响。
教育不简单等同于课堂教学。要关注未来教学场景、教育模式发生的深刻变化，“线上、线下+实践”的混合模式正成为未来教育的生长点。人们经常谈到的线上线下教育的混合式教学，不能是简单地将线下课程搬到线上，而是要利用线上教学方式特点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实现因材施教。精品线上课程虽不能完全替代地方院校的课堂讲授，但会使部分教师的作用变成辅导讨论，从而推动教学模式发生变化。只有不脱离实践的教育，对人的成长促进才是全面的，高等教育需要直面社会遇到的现实问题。将来的学校可能越来越关注资源共享，成为对各方开放的平台，形成大教育办学格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向建设教育强国的目标任务，面向教育新形态的不断产生，一个科学合理的教育结构体系对于教育发展至关重要。而建立起这样一个结构体系，需要以解决现实问题和实现现代化目标为导向。
（一）在高等教育发展大逻辑下思考结构体系议题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表明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的工作重点。
就高等教育而言，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关系是：第一，时代和教育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有面向“两个大局”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高等教育普及化向纵深发展和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等核心要素；第二，国家以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来应对，特别要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增强创新发展新动能等；第三，高校以在找准自己在体系中的方位来应对，聚焦办学和育人如何适应时代要求、自己的特色和内涵发展模式等；第四，评价改革要做好遵循新发展理念的护航工作，如果暂时还做不到引领，至少也要做到适应，要引领和适应变化。
“十四五”期间，教育体系建设在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龙头地位，起着纲举目张中的“纲”的作用。建设重点是制度性地形成扎根中国大地办学、助推国家创新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包容“理论性、实践性、应用性、技能性”多元人才成长需要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
（二）以提升国家创新发展新动能为关键来建设结构体系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使得高新科技成为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合作的核心因素，创新及其产品实现愈显重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根本推动力，中美战略博弈是重要变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是新增变量。
创新是赢得未来的根本出路。在世界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不进则退，学习跟踪模仿已起不到治本的作用，必须通过创新来推动产业经济社会的根本性变化。
创新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点。“十四五”期间，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抓关键、补短板。“关键”能发挥引领性的作用，主要在科技创新和高水平开放方面，“短板”是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聚焦在民生和创新方面，所以创新既是关键也是短板。高等教育面向新发展格局应该是全链条全方位的，创新无处不在——高新技术产业是先导,核心技术需要突破；而民生产业是稳定的基础,技术技能附加值也需要提高。每所高校都要把培养创新人才放在突出位置，根据使命定位和模式凝聚创新方向方式。要向科技要经济、向教育要人才、向创新要未来。
“四新”是高校创新工作突破口。新工科首先在复旦大学这样的综合大学形成“复旦共识”，蕴含着理科找出路。“工”其实就是“造”，理科找出路就是根据科学原理创造出新的产品，进而进行批量制造形成新的产业。之后，传统工科大学利用集约工程技术优势也开始向新兴产业进军。这其实就是在推动产业经济的升级换代，因此新工科的提出具有战略意义。新农科、新医科与新工科有相近性，一方面生物生命科学本身就是科研的前沿，另一方面逆全球化思潮兴起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更使大家看到了绿色生态、乡村振兴和健康中国、生命全周期的重要性，学科方向形态及与之相关的产业都在发生变化。新文科既涉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自信等价值观软实力，也涉及智能技术等科技元素的融入，教育的内容结构方式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四新”涉及学科交叉及科学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将催生新产品，形成新产业，能促进创新实现经济结构调整，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高校工作者更需要明白发展的方位点在哪里。
（三）以高校分类发展为牵引来带动结构体系
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体系中，高校的类型架构是基础性的，因为它既是显性的也是可控的，关键是思路方向要正确。从根本上说，人才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是教育发展需要面对的永恒问题，人才需求变化与教育结构体系密切相关，但这是一个长期的缓变量，只能做大的方向性或战略性判断。不仅如此，办学模式影响着教学模式，高校类型还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式。
从大的框架看，存在着学科性人才培养和应用性人才培养两个体系的学校模式。国外是这样，只是各国界限分明程度不一，德国和美国分别代表着分明与不分明的两级；我国也是这样，“双一流”建设和应用型高校转型是近年来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两大政策方向。产业的先导靠创新创造、产品的质量靠技术技能，“心脏动力”和“血液循环”一样都不能少。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加速，高等教育社会需求增长迅速。从世界长期发展态势看也是如此。我国未来高校人才培养的层次重心将逐渐上移，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规模进一步扩大。与产业分布的“三、二、一”结构相适应，就业和人才培养结构也呈现出面向“三、二、一”产业的特点。新需求催生新职业，高技能人才、专业人才、研发人员等科技推动经济发展人才将成为未来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重点，卫生健康、人文艺术等促进人们美好生活的人才也将成为社会需求的重要关切。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校人才培养规格与社会人才需求职业划分的对应关系相对紧密，如以文理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家、工程类院校培养工程师、专科学校培养技术员、技校培养技术工人。后来，社会走向了市场经济体制，高校也更加综合化起来，高等教育更加重视通识教育，人才培养的规格逐步模糊起来。再后来，又有了“211工程”“985工程”“双一流”建设等一流大学建设和新建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及职教本科，两个体系的高等教育逐步明朗起来。但是从实践层面看，两个体系似乎又罩不住，如原行业特色高校就不方便归类于现在的应用型高校，那他们属于什么？为此，笔者也曾经把我国高等学校分为“理论型、实践型和职业型”三类，其实是把大部分应用型归到职业型里面去了。
现在分析看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技术工人的人才规格划分还是具有经典意义的，大类非常清晰，当然每一大类也包含多种学科、行业、职业。核心变化在于科学家不完全是书斋型的了，工程师有了研究的成分，技术员的应用领域在不断扩大，部分技术工人需要有高学历，另外社会职业的变迁也在急剧上升。
因此，根据我国发展现实、国际走向脉络和学术划分逻辑，可按“理论型、实践型、应用型、职业型”四类来设计我国高等学校分类框架，当然这一框架不包含艺术、体育等特色院校，每一类里也幅度不同地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应该说明的是，不管哪一类院校，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都应该包括，人才培养的能力构成也均为知识、技能、思维力三要素，培养过程也均有理论学习和实践训练两大基本环节，但在教学安排中理论学习、实践运用、动手操作分配的学时比例及培养方式明显不同。不同的侧重点是：理论型高校以学理探究为方向，在科教融合中扎根中国大地，主要包括高水平综合性大学和地方综合性院校，要特别重视学生思维力训练；实践型高校针对综合问题解决，在产教融合中实现科技创新，主体就是实施工程教育的院校，学生培养侧重思维力和多学科解决综合复杂问题能力并重，通俗地说就是过去常常提到的工程实践能力；应用型高校重视知识应用，突出融入社会开展技术服务与推广，具体说就是近年来推动的转型高校，培养学生侧重把书本知识应用到现实场景之中；职业型高校即高职，实现校企合作“双主体”办学，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特别要加强动手操作能力训练。
复杂而有序地不断提高，才是系统进化的标志。
（四）以制度性架构为方向来完善结构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均把教育部分的引领句聚焦在“教育体系”上，说明体系建设正在牵引着整个教育工作。而四中全会的主题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得更为长远，把教育体系放到了制度体制层面。教育体系“对内是路径对外是标识”，是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基础，笔者把它论证为基本教育制度范畴。制度管根本，成熟稳定的教育结构体系是长久大计。
教育体系结构建设是制度性建设，今后一段时间将处于由成熟定型走向完善巩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前面所说的内涵、活力、开放等状态要素架构好，把衔接、融合、通畅等关系要素梳理好，在面向、模式、布局等创新关键方面留有一定的探索空间。
要注重发挥教育评价的指挥棒作用，推动开展高校差异化创新评价。确立高校评价的通用标准和标志因子，通用标准是各高校都要遵循的对基本职能履责情况，标志因子则是区别于其他类型高校的核心所在。如在人才培养方面，知识传授、技能训练、思维开发是高等教育高级专门人才的共同规格需求，但不同高校对其的匹配要求不同。
作者：马陆亭，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9期
